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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战时中国文脉相承的精神源泉 http://www.yndaily.com  云南日报网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与东南沿海在思想层面相比较而言,云南本土最重要的精神事件,无疑是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的诞生以及其在以后8年办学时间里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和思想辐射力。作为战争时期临时联合大学,它的诞生正值具有严格意义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10周年之际。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大的建立多少带有一定的战时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它又的确是中国思想文脉相承的一种历史必然,并且作为一种与全民抗战相始相终的特殊历史现象,在昆明期间,它真正体现出了一所现代大学所应具备的办学思想与治校理念,不仅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及时的支援力量,而且在学术传统上也做到了“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60年之后的今天,无论是依然健在的联大学子,还是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种极其可贵的人文精神资源,回忆与追思都将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所撰纪念碑文

    

    

    

    抗战全面爆发  三校西迁始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宣告抗战全面爆发,北平、天津相继于29日、30日沦陷。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月底三校就已分别通知各地师生到长沙报到。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委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任常务委员负责领导全校工作。经紧张筹备,10月26日临时大学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按:1941年3月7日常委会决议以11月1日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随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形势危急,次年1月联合大学被迫决定从长沙西迁昆明。其实在昆明选择学校地址事宜上,联大校长蒋梦麟在来滇之前就已致信时任云大校长的熊庆来先生,请他代为觅找校址。1938年1月底联大开始全面西迁,分三路入滇:(1)湘黔滇旅行团。该团由长沙经湘西、贵阳入滇,全程1660多公里,步行约1300公里,闻一多教授随行,历时68天,4月28日抵昆;(2)由长沙经广州、香港、海防、河内,由铁路入昆明;(3)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经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由于受办学条件限制,校委会于1938年3月15日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而理学院及校本部在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拓东路。1938年8月23日文法学院迁回昆明本部。1939年4月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食堂2栋,图书馆1栋,至此西南联大初具规模。1940年历史社会系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后者归入法商学院,从此联大共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是在1938年5月4日,自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几天就开学复课,联大办事效率不可谓不高,而且在开学日期上还特别选择了“五·四”运动纪念日,旨在告诫联大学子要继承历史青年优良传统,发扬学生爱国精神,以一种更加饱满的战斗姿态投入到抗日救国和民族复兴的高潮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交通问题,西南联大继续在昆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教学活动全面结束,三校开始陆续北返平津,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布正式结束。师范学院则继续留在昆明成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后改为云南师范大学。自此,西南联大经1937年平津沦陷至长沙而后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前后共计8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多数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在西南联大的史册上,他们的名字依然闪光。尤其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和学生身上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追求真理、呼吁民主之精神品质,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

    

    

    

    条件极其艰苦  学术大放异彩

    西南联大生活条件和办学条件之艰苦毋庸置疑,但战争之苦并未压倒联大师生抗日救国和光复家园的想往。当时教室是铁皮屋顶,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学生宿舍也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联大的其他校舍或租或借各地在昆明的会馆和城外一些中学校舍;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但建筑却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用膳;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由于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学生读书勤奋,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食堂只供应中午和晚上两餐饭,伙食非常差,菜油几乎没有。不少贫困学生喝几碗凉开水就坚持上一个早上的课,课余,除了靠奖学金、救济金、贷款维持生活之外,多数同学选择兼职:教书,卖报,打工,撰文,代笔……即便是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其夫人还约集联大家属合制糕点,送到食品店代销,以补家用;冯友兰与部分教授成立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刻图章的合作社,其夫人任载坤则在巷子里炸麻花卖;闻一多为了补贴家用,不仅要在中学兼课,空闲之时也得刻章去买;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因生活困苦,甚至不得不把第三个孩子送与他人抚养;为生计所迫,潘光旦教授曾经吃过耗子肉,还有许多教授不得不走出书房,千方百计寻找补给家用之途……

    条件极端之艰苦却挡不住联大学子求学之高涨热情:宿舍很小,一半的人留下自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茶馆;买不起教材,全靠同学间互相转让,每年开学就贴出小广告,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班同学出售的教材。有时候市场上没有书,同学们就凑够人数,借图书馆的书到外面去印。除了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艰苦,广大师生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命安全问题。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频繁对昆明进行“无差别轰炸”,联大教职员工宿舍亦有不同程度的炸毁。1941年初,日军又侵袭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分日军直驱进入贵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条不紊,处乱不惊。

    “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大教授不忘耕耘,学术气氛异常热烈,出现了一批极具世界眼光的学术大师,写出了诸多世界级的纸质读本。正如谢泳在《逝去的年代》一书中所说,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出了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等等成果;至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则成书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而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历经近两年之久,完成于昆明宜良山区。他在书中就道出了他的心路历程:“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可以想见的是,联大那些学贯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教授,在日机轰炸下冒死艰难工作,他们平静沉稳的心态,不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效果,也从中折射出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伟大精神,而且从这一群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人类文化共同的特性——坚韧度,也体现了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真理——物极必反。

    

    

    名人辈出  功绩卓著

    联大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师辈出的大学,不仅有不同西学背景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更是聚集了北方三校中国人文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当代精英,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频繁交流的学术群体,让大师级别的人物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不同领域内思想和学术上最具权威的交流与切磋,并焕发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思想凝合力,尤其是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教授之间从无揶揄之意,皆虚心接受。

    这些三校精英来自当时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领域,学术造诣很深,知识面很广,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中的多数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在科学前沿从事专职研究:如闻一多、张奚若、陈寅恪、罗庸、潘光旦、吴大猷、钱穆、罗常培、吴晗、华罗庚、冯友兰、陈序经、杨石先、黄钰生、周培源、陈省身、费孝通、钱钟书等。在他们带领指引下,培养出了蜚声国内外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如邓稼先、彭珮云、王汉斌、汪曾祺、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在联大学习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2人:杨振宁(物理系)、李政道(物理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据统计,8年中曾在联大就读学子共8千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各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那个时代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的最不可少的中坚力量。

    联大名人辈出、弦歌不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扬并光大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传统,在山河破碎、国家遭难的紧要关头,广大师生始终有一种不甘沦亡的坚韧精神。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宏愿,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深信胜利后国家重建,急需一大批人才,因而教师教书不忘国难,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大家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形成了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另外一点,联大学生的基础课统一由名教授亲自讲授,这就完成了知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互动传承,再辅以一定量的名师讲座和学生之间的辩论温习,言传身教,自然学术精专。那时的联大校园,无处不见学子们孜孜以求,刻苦攻读的身影,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挤满学生,好多人只能站着记笔记。

    政治气候宽容  民主思潮高涨

    西南联大在云南时期,政治气候可以说是比较宽容的。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属于真正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实力相当雄厚,与中央军有一定矛盾。在军阀割据的意识中,地方军一般比较重视地方国民教育,十分包容知识分子,在保护师生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因此,民主运动和思想学潮能在当时的云南彼此推动,政治气氛空前高涨。

    教授以笔杆子为武器,针砭时弊,讨伐外敌,先后创办《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等时评周刊,形成了较为活跃的思想氛围;学生则把戏剧舞台当作抗战救国以及鼓舞人心的平台。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有演剧传统,颇具戏剧才能的同学也很多,在昆明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联大的戏剧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先是联大话剧团的成立,以后又相继成立联大戏剧研究社、青年剧社、山海云剧社、怒潮剧社、青年服务社、联艺剧社等。他们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在省城公演并把戏剧带到远郊乡镇,一时间成为抗日戏剧活动中的主力军……

    抗战即将胜利时,张申府教授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最规矩、最公正、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他的话可以看作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

    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熏陶下,投笔从戎的联大学生不可计数,先后有1129人之多。

    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而理性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同时,全体师生同仇敌忾积极投身抗战,愿为抗战贡献力量,相信抗战必胜的信念,并做好了抗战胜利建设国家的准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标志——一二一运动,也是以联大的师生为主体的。联大精神和联大风格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重温联大8年  如何利用人文资源

    一个甲子之后,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却深感忧虑。无论是中国教育史,还是中国抗战史,西南联大都当之无愧是一笔最为可贵的记忆。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云南的一个品牌,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蓝图中,联大无疑是最有优势最为可用的本土资源,我们不仅有最原始的真实资料,而且有最近距离的地缘关系,对这种资源优化得合理与否,整合得恰当与否,都将直接关乎云南历史品牌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是云南人民引以为豪的象征和品牌,更是云南历史上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

    随着国际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和社会学大师费孝通两位博学大家在今年的相继作古,如今依然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都已经是为数不多,垂垂老矣。云南应该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收集存世的第一手人物材料,建立文化档案,召开学术研讨会,扩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普通受众的人文历史观念,同时实现商业与文化结合,提升文化产业形象,提高文化产业效应与云南品牌知名度,让这段历史重新在云南闪光,打造真正的云南品牌影响力。

    ※注明: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印永清《钱穆家族》、沈卫威《胡适周围》、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讲》、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李中华《冯友兰评传》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云南大学校志,》等书。

                           刘应全 魏芳瑾/文 刘建华/图(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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