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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营街:小康路上理想国? http://www.yndaily.com  云南日报网

    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早有“大邱庄”、今有“华西村”、“南街村”,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在共和国的大地上以不同的版本和模式践行着各自的发展之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在滇中沃土的玉溪,有“云南第一村”之称的大营街能否带着群众在小康路上铸造出一个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模型?

      

    公元前367年,有“人类童年时代意志和智慧代表”之称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对人类心目中的“理想国”作了如此描述:“我们建立这个城邦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就是这个正义能够使节制、勇敢和智慧在城邦产生,每个人在城邦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这是早期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期待,多少年来,人们为这个梦想寻找出路。当“人民公社”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这个时候,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又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以“共同富裕”为宗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早有“大邱庄”、今有“华西村”、“南街村”,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在共和国的大地上以不同的版本和模式践行着各自的发展之路。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在滇中沃土的玉溪,有“云南第一村”之称的大营街能否带着群众在小康路上铸造出一个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模型?小康乐土?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就有关于“小康”、“大同”的理想社会描绘。“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见《诗经》),是说百姓希望通过劳动过上经济宽余、社会祥和的日子。在中国历史上,小康始终是一种理想社会发展模式的标志。然而,综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即使在封建社会的所谓“盛世”,也未能使广大民众达到小康生活,何况“盛世”往往昙花一现,在绝大多数时期,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愿望恰恰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

    小康社会,这个人类追寻了千年的神话,在今日的大营街成为了现实。

    初春的清晨,阳光透过薄雾照射在大地上,折射出安宁与祥和,一栋栋三层楼房整齐地排列在路的两边,绿化人员正拿着水管浇灌两旁的绿树,地面上还有洒水车刚刚驶过的痕迹。大营街居委会三组的老人何石氏坐在家中接受记者的采访,何石氏老人是居委会排行第二的老寿星,去年12月3日,老人迎来了生命中的第95个生日,当天居委会的任新明书记亲自带着5万元来给老人发长寿奖,并嘱咐老人要注意身体,将来等老人100岁的时候,居委会再发5万元长寿奖。大营街是玉溪长寿老人最集中的地方,90岁以上的老人有10位,80岁以上的有87位,70岁以上的就更多了。在穷困地区,老人年纪大了做不了活就成了家里的负担,可是在大营街每个老人每年都有固定的福利,像何石氏这样的老人不但不是家里的负担,还为家里赢得了更多的福利,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是母慈子孝,其乐融融。记者问起老人现在的日子怎么样?老人一个劲地说:“知足了,知足了!”

      

    何石氏老人的儿子何振源今年60岁,搞了30多年的建筑,他现在也从大营街居委会退休了,现在他每个月可以从居委会领取300元的生活费和360元的退休金,各种福利加起来,每年累计可从居委会领到8000多元。何振源的三个儿子都买到了居委会补贴建盖的福利房,他现在跟着二儿子住,儿子夫妇俩加上他自己和母亲,四口人住着占地面积120平米的三层楼房,当时自己出了总造价的35%,36000元,其余的部分由居委会补贴。现在三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分别在大营街居委会下属的企业工作,去年年底分红,一家13口人每人分到3600元,共分得了46800元。何振源说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事实上,大营街的福利还不只如此,身为大营街人,一出生就有一份平安保险;年满3岁免费入托,一年四季四套衣服;从小学到大学提供助学金,且学历越高补贴越多,学成回乡可安排工作;参军入伍,每年仍按人均收入80%分配,转业回乡作为安家费一次性兑现;年满55岁的妇女和年满60岁的男性退休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老人还定期安排进行体检。

      

    在大营街居委会幼儿园,330名在读儿童刚吃过早餐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整齐的幼儿摇篮床边上是孩子们自己绘制的太阳、花儿和海洋,这是云南省唯一的一所村级二等一级幼儿园,大营街居委会每年投入60万元保障孩子们在园生活和学习的花费,幼儿园的老师都经过专业的幼儿教育培训。

    今年25岁的卢磊去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毕业后他选择了回乡工作,目前正在大营街居委会实习,他告诉记者从上大学开始他每年都能得到居委会补贴的500元助学金,年底的分红自己也有份,大学期间跟别的同学比他觉得自己衣食无忧。卢磊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接近共产主义的感觉”。卢磊的父亲是在居委会的治安队工作,母亲在红塔纸箱厂上班,家里还有个妹妹,他说自己家的条件在大营街算是比较差的那种,在大营街最穷的人家住房是占地面积70多平米的三层楼房(居住面积210平米),自己家的住房条件就是这样的。

    大营街人从呱呱坠地那天起就享受福利,每年居委会还给每个人发米金400元、菜金300元,家家户户衣食无忧。人们在赞叹大营街共同富裕模式的同时,还有人也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

    共同富裕是不是在吃大锅饭?

      

    “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经思考过”。大营街早期的致富带头人之一,大营街居委会副主任、水松纸厂副厂长何金富这样说。“但是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要因地制宜,根据现有的基础来规划,我们的机制是很灵活的”。

    何主任认为大营街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大营街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将“实物经济”和“配给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在居委会下属的各个企业上班的职工,按劳取酬,其中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的差距最高达到一倍,而且对职工的工资采取科学动态管理的方式,也就是把工资和产量、质量、消耗挂钩,以最低的消耗生产出最多、质量最好的产品,这样的生产者工资自然拿得最高。第二种是平均分配,这主要是指大营街人从生下来开始就享受的各种福利:米金、菜金、平安保险和年终分红,平均分配的这一项,每个大营街人每年可获得6000元~7000元。第三种分配方式是特殊分配,是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居民居委会给予额外的补助,2005年一年居委会补助了5个人,最高的10000元,最低的3000元。

    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在大营街共同富裕并不是不存在差异的富裕,大营街的居民住房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三层的楼房和花园别墅,大营街一般的家庭住的是何振源家那样的楼房,富裕的家庭有实力就买居委会的汇龙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花园别墅。目前居委会共开发了景康苑、景泰、景裕、景陇、景明、和兰花村六个别墅区,总面积20.23万平方米。居委会二组的师明一家去年搬进了景康苑的别墅,包括绿化带在内整栋别墅占地面积691平米。他告诉记者,别墅总造价99万,居委会补贴了12%,最后以89万的价格买下来的。别墅的花园里绿草如茵,亭台水榭,环境非常幽雅,随行的同事纷纷感叹大都市的连排别墅怎么能跟这个比!

    别墅的好处自然没得说,但是89万的价格也不是靠工资吃饭的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记者了解到,师明在居委会的汽车修理厂工作,每年的工资加福利能领到3万元左右,自己还投资租地种了50亩香水百合,仅这一项每年就能收入20—30万元,此外他还有一辆吊车、三辆烟车专门给烟厂送货,各项收入累加起来每年上百万元。除了别墅之外他自己还拥有一套福利楼房和一辆30万的现代跑车。他说自己这样的在大营街算是中上水平。

    如果按卢磊的说法在大营街住200多平米楼房的算是比较“穷”的,按师明说的自己这样住别墅、开跑车的算是中上水平,那么可想而知高水平的肯定还要更好。所以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大营街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如同何金富主任说的这个共同富裕是相对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会扼杀人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社会的倒退。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说大营街目前的模式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理念。

    如果没有烟草产业大营街会是什么样?

      

    回首大营街的发展历程,就像他们的村歌唱的那样:“鸡毛上天非难事,黄土变金有新说”。

    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大营街过去是众人皆知的穷村子,就连邻近的村子都怕大营街人借粮食,大营街人吃粮难、住房难、喝水难、行路难、说媳妇难的“五难”远近闻名。大营街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世世代代梦想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盼房子、盼谷子、盼票子、盼孩子、盼养老子。“五难”、“五盼”是那个时代的大营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1978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仅9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7元,农民吃粮还靠返销。一个“穷”字曾经压得大营街人喘不过气来。

    面对有限的土地,如何让群众吃饱饭,脱贫致富,是当时大营街党总支和居委会一班人苦苦思索的问题。最终,他们坚定地选择了走“以工业兴村、以工哺农、全面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开始在社队工副业的基础上,从建筑业起步,发展投资小、见效快的乡镇企业,短短几年就建起了红砖厂、芝麻片厂,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大营街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同时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分田到户的基础上,把办乡镇企业的积累逐年投入到完善道路、排灌、农电网络等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走出了一条“以工养农,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营街人在千亩土地上,实现了高产稳产,不仅在有限的土地上,耪够了口粮,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而且还第一次从“集体”统分结合的计划经济中尝到了甜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依赖进口的水松纸和滤嘴棒,成为制约我国烟草产业发展的“瓶颈”。这个时候大营街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1988年在玉溪卷烟厂的鼎力支持下,时任大营街办事处主任的任新明立下“军令状”,贷款4000万元建起了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和玉溪市水松纸厂。两个厂当年建厂就见效益,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实现收入390万元,上缴利税65万元。1992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玉溪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亿元村”。在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的支撑和带动下,红塔新型铝材厂、红塔铝箔纸厂、玉溪太阳能设备厂等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企业拔地而起。1995年,大营街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8家,农村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2005年大营街居委会农村经济总收入21亿元,创利1.51亿元,上缴国家税金851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699元,短短十年大营街的农村经济总收入又翻了个番,昔日的“五难村”成了今日的“云南第一村”、“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典范”。

    20世纪80年代发展小型乡镇企业解决了大营街人的吃饭问题,但是真正把大营街人带上富裕路的还是依托大企业参与卷烟配套的加工工业,水松纸厂和滤嘴棒厂。大营街镇除了大营街居委会外还管辖着9个村,其中最偏远的甸苴村村民小组距离大营街有30多公里,那里至今还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由于光照不足种田也艰难,老百姓还十分贫穷。当年同样是一穷二白的大营街靠着烟草产业富裕了起来,身处同一个镇,如今的甸苴却依然贫困。当年的大营街贫困,甸苴也贫困;当年的大营街有的,甸苴也有;所不同的是后来的大营街抓住了发展卷烟配套工业这个机遇而甸苴没有。

    还有一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大营街居委会在大营街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与众不同的影响力,2005年大营街镇全镇的农村经济中收入完成41.2亿元,而大营街居委会就占了21亿元,全镇总收入的一半。

    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人说如果不是依托烟草产业就没有今天的大营街。也有人疑虑如果失去了烟草产业大营街还能不能发展?

    “说大营街是依托烟草配套工业发展起来的我同意,但是大营街的发展并不完全是靠烟草产业。”何金富这样说。他谈道:“这几年我们也在研究大营街持续发展的问题,大营街的发展不能只靠烟草,做市场不能像撒胡椒粉,乱撒就收不回了,但是也不能束住手脚不谋发展,大营街要发展就不能产业单一,事实上大营街实业总公司现在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同时,交通、冶金、旅游等行业的发展势头都很好,大营街的发展后劲是充足的”。

      

    记者了解到,在关键性工业龙头企业的支撑和带动下,大营街的农业已经不再种植粮食作物而是发展成为种植经济作物的工厂化的高效设施农业,全居委会95%以上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到二、三产业。在抓牢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产业发展进入调整期,逐步形成卷烟辅料配套产业、以旅游业为突破口的休闲产业、房地产业,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2005年,大营街旅游收入达1.74亿元,累计接待游客100多万人,大营街居委会汇龙房地产公司新开发的商品房中,有710套卖给了外地人口,占到了总购房数的70%。

    今天在大营街的地图上可以看到,村东是居民区;村西包括:20多个星罗棋布的工业区、占地98亩的汇溪公园、300多亩的玉泉湖公园;村北是300多亩的汇龙农业生态观光示范园和以汇溪娱乐城构成的娱乐区。新型工业、现代农业、生态建设、休闲娱乐相互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在大营街逐渐勾勒出来。

    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旦步入良性循环,一旦一个地方发展思路成为体系,管理进入理性化,其每一个产业、项目的建设就能产生良性的互动效果,形成高度现代化的企业和可以完全接纳人员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结合的布局,彼此相得益彰。

    靠着烟草配套产业发家的大营街人没有把眼光停在烟草上,他们的目标是靠着这个产业把三大产业做强做大,这说明大营街的领头羊们,头脑依然清醒,目光还是那么敏锐。

    “人”在大营街有多重要?

    综观大营街多年的发展历程,人的作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营街能造就今天的奇迹,核心资源就是——人。大营街如果没有以任新明为首的一批领头人,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任新明,大营街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他幼年贫困只读过小学,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做学徒工,后来做了建筑队长。当建筑队长的几年他积累下了50万元的承包费,在当时也算是有钱人了,但任新明认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富”。他毅然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交集体创办企业,带领农民们用建筑队的积累资金创办了投资小、产出快的芝麻片厂、红砖厂。而后,又通过发展卷烟配套产业把大营街人带上了小康路。

    1998年,在乡镇企业改革过程中,红塔区委、区政府为保障乡镇企业创始人的权益,依照有关政策,确定在大营街居委会的企业股份中划出1.3亿元作为大营街党总支书记、大营街经贸总公司董事长任新明等人的创始入股。直到如今,这份“红头文件”还被锁在柜子里“拒不执行”。采访中任新明这样说道:“如果要那1.3亿的话还不如当年自己搞呢,我从小家里穷,我还是很爱钱的,但是钱要花好,用好。”

    任新明一班人对于大营街不能少,不仅在于他们不谋私利,一心一意带着群众共同富裕的那份执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胆略。红塔区委常委、大营街镇党委书记曾经这样说:“在玉溪,有钱、有本事的人很多,关键是这个人有没有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奉献的思想,有没有富裕一方的远见。大营街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它不是办厂、发财、盖房子、建公园那么简单的过程,而是怎么办厂、办什么厂、怎么发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在考虑这些问题。”

    可以说,如果没有任新明恐怕大营街也抓不住发展烟草配套产业这个契机。采访任新明的时候,他谈到:当时玉溪卷烟厂对周边的村寨都给予扶持,很多村子都去要钱,我当时想要项目比要钱好,钱早晚要花光,可是项目会越做越大,同时还可以输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这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任新明当年的远见。1987年红塔区(原玉溪市)评选优秀企业家,那时评出的十大优秀企业家,如今大多已销声匿迹,只有任新明还依然在经营着他的企业,他的小康村。

    经营企业任新明很有一套,1998年,对集体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成为当时的一种新潮流。但是任新明认为,保持强有力的集体经济是保障农村公益事业、规模化投资、人员就业的根本保障,他确定大营街的企业不能一卖了之,而是要根据这个企业是否有效益,是否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是否有利于就业出发来区别对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会下蛋的鸡绝不卖,不会下蛋的卖给养鸡高手让它们下出蛋来”。通过对28个企业的改革改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果当初的改制任新明把企业都改到了私人名下,那集体经济就失去了基础,大营街共同富裕的梦想将化为泡影。

    有任新明这样的领头羊,才有今天大营街的发展。在大营街有这样的传说,过年的时候家里老人烧的第一柱香是给任新明的,祈愿他健康长寿,带着大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前进。水松纸厂厂长何金鑫、滤嘴棒厂厂长杨勇平都是居委会的总支委员,总支副书记陈宝荣还兼任滤嘴棒厂副厂长,居委会副主任何金富同时也是水松纸厂副厂长。用管理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大营街未来,把先进的思想用于城镇化建设,这种模式可谓做到了人尽其用。

    个人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大营街这种作用尤其突出。大营街由于人——这个核心资源而发展起来,而这些“人”又特别懂“人”,知人善用,大营街才有了持续发展的人才机制。

    走出理想国

    “体育没有永恒的冠军,精神是中国的专利。我们永远是最大的赢家。(2005年1月20日)”

    这是记者在水松纸厂看到的一份员工做的“家庭作业”,这本作业的主人是水松纸厂下属油墨厂的工人郭金生,郭金生今年50岁没读过书是个文盲,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写,老师就让他先写自己的名字,记者翻阅了他的作业本发现,2004年8月24日还在写“一、二、三、四”的郭金生到2005年1月2日已经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了。副厂长何金富告诉记者这是水松纸厂特有的一种“企业文化”,每个员工闲下来都要做写作业,可以写对于工厂管理和技术改进的合理化建议,也可以写自己对人生的体会感悟,对于没念过书的文盲,就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写,只要写字就行,现在厂里总共有500多个人在写。作业写完后厂里还安排了专人负责批阅,有合理化建议就反馈给厂领导,一经采纳都有奖励。厂里设备科的李国华中专毕业,在厂里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他经常自己琢磨一些技术问题,在他的作业本上记者看到,他根据生产实践经验总结了10条影响打孔机运行的因素,做了一份详细的技术改进建议书,后来得到厂里认可后改进。以李国华这样的文化程度能做出这样的建议书实为不易。

    何金富谈道:“这样的方式现在看来是走形式,5年、10年后日渐积累就见成效啦,水松纸厂乃至整个大营街的发展,关键是靠人才、靠科学技术、靠文化。”

    何金富告诉记者,从1998年开始,村里开始滋生出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情绪,那时候老百姓想,自己吃菜、吃饭都按本本领,年底还分红,就是闲着吃也够了,于是村里打麻将的人多了,安于现状的情绪开始出现。甚至他自己都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回头看看发达的地区,这种自满情绪就底气不足了。从1985年开始他三次考察过华西村,1985年第一次去华西村的时候,当时的大营街还是一盘散沙,老百姓还在忙着自家的那两分半土地,而华西村的村民正在工厂里紧张有序地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再去的时候,华西村正在进行第二次村舍改造,推倒平房建楼房;1996年当他第三次到华西村的时候,那里已经别墅成群了。在大营街人心里华西村就是他们的坐标,每次到华西村都感受到新的东西,看到新发展。何金富认为华西村发展得好,起步早、地理位置好、领导班子强,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华西村人的上进心。

    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即使是生活在大都市的白领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如此,何况偏居西南一隅的农民。很多人开始质疑,大营街如此多的福利,那对于年轻一代该怎样激发他们的进取心呢?

    任新明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说:长期福利过多不是好事,大营街的福利到现在够了,下一步要创新,否则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以后主要还是要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

    过去在大营街初中毕业居委会就负责安排工作,那时候有些人就是考上了高中也不愿意去念,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上高中又费时间又花钱,三年用来工作能赚不少钱了。

    共同富裕要“共同”到什么程度?身处“理想国”中的大营街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是大营街人亟需解决的问题。

    2006年,一项新决议的出台在大营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营街实业总公司通过决议:从2006年起以社会公开招聘的形式选拔人才,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才有应聘资格,并且要通过文化考试和专业素质检验才能得到工作机会,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大营街本地人。“育人如栽树,有个过程,我们这样做是逼着他们进步”,何金富感慨万分地说道。事实上,大营街人的这种“自省”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

    2004年,大营街居委会党支部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一个决议:从2004年开始,大营街的青年必须高中或者职业高中毕业才能安排工作,否则就自谋职业。2006年“大营街新政”的出台在大营街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村民不理解,在大营街最得民心的就是“共同富裕”,可是如今却连安排工作都有了诸多限制,那共同富裕的“共同”还落在哪里?大营街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不是变了?但如今记者调查到的结果是:从2004年新政策推广以来,大营街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有了提高,现在很多初中毕业生,即使没考上高中,也会通过自费等途径到外面去念完高中、中专再回来就业。

    卢磊的父亲卢家忠告诉记者:这个新政策他举双手赞成,对于一双儿女他历来要求他们要多读书、学文化。卢师傅的父母都是文盲,几个哥哥姐姐也都没读过书,就他自己读到初中毕业,他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他常教育儿女,读书是基础,工作是其次,没有文化无法发展,还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他说:“当年的包分工不适合了,初中毕业搞技术不行的,没文化去工作干不好也跟不上。”据卢师傅介绍,很多父母都是赞成这个政策的,初中毕业孩子年龄小,晃荡在社会上弄不好会走上邪路。卢师傅的一对儿女读书都很用功,儿子卢磊刚毕业,今年女儿又要考大学,在大营街孩子学习好,父母也受人尊重。

    “富而思进”在大营街日渐深入人心。去年大营街100个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上了15个,这个升学率在全省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大营街是个进步,以前大营街的孩子认为读书没用,现在不读书没出路,他们开始认识到要努力学习,要进步。

    1987年,大营街办事处买了一辆拉达轿车,当时群众朝拉达轿车吐口水,认为干部搞特殊。10年后,居委会干部坐上奔驰轿车和丰田越野车,群众们这时候说的是:“干部们坐上直升飞机才好呢,他们跑得快,办事效率高,我们大营街就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大营街人的“自省”还表现在“村里人”对科技进步的渴求和对人才的重视。

     迟光俊是整个玉溪市引进的第一个博士后,2002年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在玉溪水松纸厂与天津大学合作的广谱抗菌水松纸项目中结识了水松纸厂厂长何金鑫。刚认识,何厂长就想把他挖到水松纸厂搞科研,迟光俊坦言,以自己的学历和职称到国内任何地方都是很吃香的,但是何厂长的真诚打动了他,有件事迟光俊非常感动,2003年7月的一天,何厂长拿着鲜花和蛋糕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还没反应过来,何厂长给他说生日快乐,原来何厂长一次偶然看到他的身份证就悄悄记下了他的生日。那是他33岁的生日,生长在农村的迟光俊那是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第一次过生日。正是这样兄弟般的感情留住了迟光俊。

    大营街今天的管理者——一个平均文化程度只到小学的“草根生”的农民企业家团队,现在随手接触到的是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曾经习惯注视麦苗生长的目光,今天注视的是高精尖的精密仪器。水松纸厂厂长何金鑫,小学毕业后读过几天的农中,现在做到了大企业的厂长,何金鑫还在抓紧学习。“何厂长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都要带本书看,虽然他的学历低,但是跟他交流起来即使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都没有任何障碍,一些大企业的厂长素质比不上何厂长,他把该抓的机遇全都抓住了”。迟光俊这样评价何金鑫。

    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积极引进新技术、顶级人才,自主创新被大营街看作是企业发展的双动力。水松纸厂的前身是一支农村建筑队,经过16年的打磨,如今的水松纸厂在亚洲同行业中产品质量、技术装备、规模及效益名列第一,先后被授予“中国明星企业”、“国家科技部火炬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企业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松纸高精度分切设备和薄膜型基材激光打孔设备,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自主研发产品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抗菌水松纸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有关部门已经在计划将这一技术引入人民币印刷,200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云南省共去了6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大营街土生土长的农民——水松纸厂厂长何金鑫。自主创新的同时,水松纸厂还引进了来自法国、德国、韩国、意大利的国际一流设备。现在这个企业产品品种达50多个,牌号300多个,四分之三的产品都实现了外销。

    “饮水思源、富而思进”,这句话在大营街并不是富裕之后的口号,而是大营街人致富后清醒的认识。实践这句话,大营街人正在进行自己开创性的探索,但是以集体经济带动共同富裕在大营街是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如何在这条路上踏稳走好走远,这仍然是“云南第一村”的农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影

          □  本刊记者   胡晓蓉  张莹(影响力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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