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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勋先生的读书与治学 http://www.yndaily.com  云南日报网

 

    2006年7月28日为著名文艺理论研究专家、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文勋先生八旬荣庆,张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耄耋之年已是著作等身,桃李天下,然犹炳烛笔耕而有伏枥之志。躬逢先生华诞纪念,作此文略述先生为学之经历及成果,兼表晚辈后学不胜敬仰之意。

    

    起凤泥子

    丙寅(1926年)旧历六月廿一日,张文勋先生出生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镇包大邑村一户白族农家,父母皆务农。此地虽属农村,却素有读书尚学之风。先生十岁失怙,母亲虽不识字,五岁时就送其进入当地私塾发蒙念书,先课之以蒙学读物,后则诵习《四书》。先生年幼,却用功好学,时常孤灯夜读,遂熟而成诵,以至琅琅上口,深得塾师喜爱。

    先生十岁时,从堂兄往白米庄清源小学读书,开始受新式教育。一年后包大邑村成立起凤两级小学,旋回村中读小学,及至高小毕业。1941年先生考入洱源县立初级中学,其后在蒙自中学读书,1945年转入昆华工校就读,一年后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又回大理省中续读,于1947年高中毕业。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不久全国又笼罩了内战的阴影。昆明大中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日益高涨的反内战、争民主爱国的学生运动,十二月昆明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先生时在昆明,曾积极参与编印墙报、撰写诗文、街头宣传、筹资募捐等民主活动。

    

    先生回忆自启蒙至中学所受的教育,对他的知识结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传统文化尤其儒学文化的浸润,培养了对古文的爱好。

    其次是受“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影响,所以先生在读高中时,除爱好古典诗词外,尤爱文学创作,曾在省内报刊上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文章。

    另外,随文化的变革,中国输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知识,先生在中学地理课上了解到了世界之广大,眼界亦随之变得辽阔而远大。

    1948年,先生考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主读文学专业。入学第一年,参与主编文艺刊物《平凡文丛》,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云南起义后,离校赴起义部队。此间,先生在昆明的各类报刊发表了约40余篇小说和散文。一年后部队改编,先生返校完成学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云南大学文史系,荟萃了很多名家学者,张文勋先生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诸位先生,加之强烈的求知欲,便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先生因为买不起书,所以每读一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必写读书笔记。他将大学期间所读图书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学作品,尤其喜爱俄国及苏联文学,西方古典名著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也是能找到的就读;一类是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书籍。当时大学文艺理论学习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另外还有一些从苏联引介过来的文艺理论。除此之外,先生和几位同班同学私下还十分喜爱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对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甚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印象尤深。而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所介绍的克罗齐等人的美学思想也予先生很大影响。当时所读书籍虽无系统,却由此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

    

    上大学之前,先生已诵读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文,但系统地学习文学史的知识,还是在大学的课堂上。这时结合文学史课程,他对古典文学作品有了更深的体悟。先生尤其记得刘文典先生《温李诗》课讲解的温庭筠《商山早行》、李商隐《锦瑟诗》和《无题》诸作,这对他以后分析和解读诗词启发甚深。

    云大会泽院台阶前左右各有“腾蛟”和“起凤”两座牌坊,按此语典出《西京杂记》,说扬雄作《太玄》,梦见自己吐出凤凰,飞集书上,故云“起凤”。先生是包大邑村起凤两级小学的第一班学生,后来又考入云大学习,终成学术大家。先生与“起凤”竟有此般缘份,大概在当年包大邑村那盏深夜孤灯中便已注定。

    出岫秋云

    1953年,张文勋先生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任文艺理论教研室秘书,次年学校选送先生到北京。先生在北大的学习期间,结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同学,以文会友,听到许多前辈学者治学的逸闻趣事,又旁听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文艺学引论》课,其中讲到《文心雕龙》、《诗品》等,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有一天在琉璃厂旧书店,先生买到一本石印本《文心雕龙》,仔细阅读后忽有所悟:原来我国古代就有这样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开辟出新的天地。自此以后,他开始留意中国古代文论,而先生就这样与《文心雕龙》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大两年的学习生活,先生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开拓了眼界,扩大了学术领域。回到昆明后,他开始讲授“文艺理论”课,但逐渐将兴趣和注意力转到了中国古代文论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艺理论的文章,其中在《文艺学》第二期上发表的《从文学艺术的特质去看古典文学作品》是先生解放后的首篇重要论文。而发表于1957年4月《边疆文艺》上的《批判与“判决”》一文,则是为当时视为“毒草”的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公道话,由此也可见出先生不人云亦云,充分相信自己眼光的治学精神。

    五十年代末,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先生任调查队长,率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赴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先生主持编写了《白族文学史》一书,共计三十七万字。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又出版修订本。此书是中国较早出版的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之一,曾获得1979年至1989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奖。

    这段时期先生从文艺研究中意识到,空谈理论是不行的,应该史论结合,用理论去分析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先生开始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六十年代时发表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的论述》、《漫谈刘勰文学观的哲学思想基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艺术特征的认识》等有关古代文论的文章。后来先生的学生施惟达先生说,张文勋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泛泛地、抽象空洞地讨论问题,总是要从具体的东西入手,这样比较容易得出扎实、独特的看法。先生于八十年代撰写的《诗词审美》一书,就是这一治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先生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并无名家师承,很多路子都是靠他转益多师,发掘开拓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是从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回过来审视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惊讶地发现我们自己就有如此丰富灿烂的文化宝藏。因此逐渐形成一种中西并蓄、古今并重而努力去探索新文化的学术意识。这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先生治学的学术精神。

    

    彪炳文章

    1976年“文革”结束,张文勋先生压抑多年的学术热情从此得到释放,此时他已经五十岁,所幸身体尚健,且先生向来乐观开朗,自此能够集中精力,投身学术科研。1979年3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受教育部委托,承办“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成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这次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即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张文勋先生。在昆明安宁温泉举行的这次会议成功圆满,张先生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

    “文论会”以后,先生认识到,应该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古代的文论才更合适,仅把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学思想当作批评史处理是不够的。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想法,因为中国古代大量的文论文献都是一些散落各处的只言片语,若没有丰厚的素养和精审思辩的头脑,很难发掘其中的理论内涵。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先生立即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借鉴新时期的美学思想,以《文心雕龙》研究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研究:一是中国古代重要文论著作的理论探讨,一是道家老庄的美学思想,一是佛家的美学思想。从先生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来看,正是要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来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构建其内在理论体系。所以这三方面又是互补相成,融为一体的。

    八十年代,先生围绕着上述问题陆续发表了多篇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其中有《钟嵘的诗歌理论》、《文艺必须给人以美感——论严沧浪的“兴趣”说》、《〈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之原因》、《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心理结构》、《佛学对我国古代美学的影响》、《老庄美学思想中“有”和“无”的辩证法及其影响》、《论,意境的美学内涵》等。先生经过这段时期对文论典籍集中的研究越发体会到,中国古代文论乍看似不成体系,综合观之,则贯穿着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系统线索。该时期的论文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出版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一书,集中反映了先生的学术思路。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先生总结出数条研究古代文论的方法经验。首先他认为,应把古代文论放到大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不能离开儒佛道各家思想的影响孤立地谈文论。先生在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可以举他的《从佛学的“六根”“六境”说看艺术境界的审美心理因素》一文为例。意境和境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聚讼纷纭的大问题,在此文中先生则从佛学关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境——声、色、香、味、触、法的思想出发,提出境界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五境或六境,主观方面则表现为六根,六根和六境相互作用产生六识,又从“六根互用”对境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心理功能进行探讨,得出“六根互用”理论就是审美境界的通感作用的观点。从而提出,“境界”一词除保留“意境”的内涵外,还涉及审美活动心理的形成过程,以及审美活动更广阔的范畴;王国维的境界说和佛学中的境界说实可相互参证发明,由此深化了人们对“境界”美学特征的认识。此文难得之处是在于用传统的佛学理论对境界作分析阐释。中国古代很多美学范畴看似缺乏深刻的理论内涵,今人也多只能依靠西方美学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先生则利用佛学尚思辩的思想阐发了境界深刻的理论内涵,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树立了榜样。而此文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发表,那还是人们热衷西方理论,普遍轻视传统文化的时期。1988年先生的专著《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出版,代表了他在该方面的成就。

    先生又提出,把一些文论、诗论著作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上升到美学的层面上去研究,有助于把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同时注重中西互参,对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是以1992年出版的《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一书为代表。该书站在更高的层面,一是把古代美学理论的背景从哲学思想的层次深化为文化心理的层次,一是从审美概念的层次转化为审美意识的层次,这样一来,很多文论思想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认识。

    诗词鉴赏和品评是较传统文学研究,先生的《诗词审美》一书则以深入浅出、轻松自如的笔调,从美学的角度将古典诗词名篇的内在意韵娓娓道来,深得一般读者喜爱。《书讯报》评选当年读者最喜爱的十本沪版图书,该书曾名列第四,成为众多古典诗词鉴赏书中的名作。

    “文革”以后先生著述甚丰,除上述诸部以外,还出版有《形象思维散论》、《〈文心雕龙〉简论》(合著)、《刘勰的文学史论》、《许印芳诗论评注》(合著)、《〈文心雕龙〉探秘》、《〈文心雕龙〉研究史》等多部著作。2004年先生又以古稀之年,在前面成果之上,完成了一部新的专著:《儒道佛美学思想源流》。他在该书《自序》中说:“把儒、道、佛美学思想结合起来综合论述,力图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中华大文化背景下成为整体,以期从中窥见我国古代美学的系统性。”这正是他学术道路的真实写照。

    1990年,先生担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此期间,先生主持编撰了《滇文化与民族审美》、《民族审美文化》、《民族文化学论集》、《民族文化学》等数部学术著作,并培养锻炼了一批中青年学者。1993年先生退休,同年出版了先生的个人诗集《凤樵诗词》。该诗集集中表达了先生对祖国传统文化和家乡的热爱,也展现出先生一生欢乐和苦闷,探索与收获的心迹。退休后先生乐于写诗作词,又编选了两部云南历代诗词选。今年先生八十华诞,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王运熙先生送来贺辞,其云:“诗歌则创作与品评俱长,学术则理论与源流兼擅。”准确地概括了先生的治学特色。影

    (按:此文主要参考了张文勋先生《跋涉者的足迹——学术自述》一文,其中小标题是取先生曾用过的三个笔名:泥子、秋云、炳章而成。)

    □ 杨 园/文   影响力 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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