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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良 诗意的哲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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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师范大学,李广良的名字是为众多学生记忆深刻的一个,网上更有学生将其评为云南师范大学最牛气的老师之一。外表瘦小,衣着朴实,浓密的小胡子和厚实的近视眼镜,睿智冷静的表情,构成了李广良给人的印象。初见他的人很难将他和那个名师联系起来,可在讲台上,正是这个外表毫不起眼的小个子,用他声情并茂的语言,将广博的知识深入浅出地洒进学生心中,经他演绎的枯燥的中国哲学,也因此丰富起来,鲜活起来。

    

    假如让我的人生从头开始,我还是会选择教书。

    我的一生也许有许多遗憾,但我的遗憾决不会是哲学。

    1989年6月,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李广良来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这里取妻生子扎下了根,成了一个云南人。当听到有人对云南的指责时,他会忍不住拍案而起为云南辩护。李广良是个对生活、对学术极其较真的人,较真养成了他对不公正的批判和穷根性格。由于这种性格,一些好心人不得不常常劝告他说:“不要太书生气!”李广良明白他们的意思,也理解他们的一番好意,在这个时代里,书生气十足通常是会招灾惹祸的,因为书生气意味着天真、不通世故,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不看人家脸色,只以真理为尚。

    享有这份“书生”气,李广良认为生命应该追求圆满的平衡,所以他将自己放置在诗情与哲理之间,他在读康德时也写诗,他在看完武侠小说之后开始练武术并研究武术史,学围棋时研究围棋史……正是这种希望本真生活的态度,让他在进入云南师范大学的一段时期内,给各种层次的学生讲过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管理心理学、美学原理、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佛学概论、逻辑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法律逻辑、逻辑哲学)、中国哲学、易学哲学等各种各样的课程。而生活似乎也在与他开玩笑,因为房子问题他不得不经常搬家。尽管这样,少年时期放羊、割草、砍柴、锄地、割小麦卖柿子和洋芋等磨砺养成的奋斗精神和达观的生活态度没有让他停止思考和学习。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录取通知成了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重要转折。

    

    很多人问过李广良为什么选择来云南,李广良的回答是因为当年学地理时对这块土地的了解。但这显然是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满意的答案。然而在10余年后的2001年7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广良还是选择了回到云南师范大学,所不同的是进了经济政法学院哲学系,并担起了带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从那时起李广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哲学教师”,一个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老师。

    “我教的‘哲学’不是作为一门政治课的哲学,而是专业哲学,我认为应该明确这两者的界限。前者是意识形态,后者是学术和思想。前者偏狭,后者广阔。前者抽象,后者超越。目的是开发智慧和探索真理;前者是保守的,后者是批判的;我看重的是后者,我要教给我的学生真正的哲学,而不是贴着哲学标签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为此,李广良要学生们去理解哲学,而不是“背”哲学。

    

    李广良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思”的方法。“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只有思想才能造就人的尊严。李广良要学生们去创造哲学。他认为:哲学不是一个既定的、成型的东西,哲学永远在生成之中。他对学生说:“你们要去形成自己的个人哲学。”

    “对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等等,我都在以同样的态度和精神教与学。对我来说,每一门课程都是一个挑战,每一堂课都是一场心灵的修炼。我在教学生的同时,也在教自己。可以说,我对哲学的许多领悟,就是在课堂上获得的。在充满激情或冷静理性的教学中,我常常会感到真正的喜悦和充实。我的人生境界在一年又一年的教学中得到了稳步的提升。”李广良坦言。

    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弱势地位将不得不永远维持下去。

    

    云南师范大学,一所因西南联大而记入近代革命史的学堂。因了这段历史,这里的学子乃至老师便也有了系出名门的血统与高贵。11月11日,“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拉开帷幕。隆重的庆典气氛中,追述西南联大“完整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刚毅坚卓”等“大学精神”再次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作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李广良认为中国的大学理当接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恢复断裂的文化传统,从“政治化大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李广良说:“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与‘新民’两方面明显不足,这些因素都指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理解的完整人格,包括了知、情、志三个方面,现代大学在‘知’方面有所成就,在意志和情感两方面颇为欠缺。”

    李广良认为,现代大学生生活中尤其缺乏个人修养,近代教育的社会化和集体化割断了《大学》中所提倡的“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使学生失去了发现自我之“独”的机会。也就是《大学》中所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得,得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精神修炼功夫。

    

    20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学里,在中国的上流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以懂得西方文化来标榜自己的优秀,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来表明自己的进步,以享受来自西方的消费品表明自己的时尚。在李广良看来,这与《大学》精神的缺失有关。因为精神修炼的缺位,致使这些人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袭下成为“无根之人”,成为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根源,却以别人的枝叶充作自己的根本的人。“因为没有根基,所以这些人与任何文化其实都不能相应。这些人既不能与民族的文化生命相通,也就不能与西方的文化生命相通,也就没有自己的文化生命,也就没有了创造力,也就只是行尸走肉。在这些人的表层意识中,他们属于世界,更准确的是西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西方就是世界,‘走向世界’也就是走向西方。西方是文明的化身,是不开化的东方世界的理想和典范。凡是与西方不同的东西简直就不是东西。他们穿西式服装,吃西式食品,唱西方歌曲,看西方电影。他们赞西方人之所赞,骂西方人之所骂。这些人甚至经常比西方人还极端,西方人从来没有说过的‘消灭中医’之类的话他们都敢公然叫嚣。”

    

    当今的世界变化很快,作为个体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李广良认为机会很多,但迷失的危险也非常大。所以要有主心骨,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只有立定自己脚跟的人,在历史上,在世界上也才站得住。“我们常讲‘走向世界’,这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在世界之外,我们就在这世界上。恢复我们的自信,有自信才有未来。”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984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李广良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只身到陕西渭南的一所农垦中学当起了教师。在那个年月,“当老师”是不吃香的,所以他经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发问:“你怎么要当老师呢?”20多年过去了,不会有人对大学教授这一职业表示质疑,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李广良从来未曾停下质疑的问询。

    生长于陕西礼泉农村的李广良没有名门望族或书香传家的背景,他将喜欢读书的性格特点归于没有上过学却自己学会读懂小说的母亲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使他童年的牧羊生活不再单调,而父母固守的传统言教,大量的阅读与中学老师们高尚人格和对学生无私的爱,更养成了他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好奇与尊重。

    

    “有些学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高,总希望他们做‘社会的良心’,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但我觉得他们做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水平不高,虽然平日高谈阔论,但一到关键时候总是连自己都照料不好,如何能做社会的良心?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家,在遭到批判的同时,也高举起了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大旗。他们不但严厉批判胡适、梁漱溟的反动哲学,而且狠批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再说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就没有良心,又怎能要求他成为社会的良心?有的作家气量狭小,容不得批评,把批评家送上法庭,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其内心世界的贫弱可想而知。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教育水平虽说比一般大众高,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以我这一辈为例,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学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学期的最后一课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整个小学阶段里,除了‘评《水浒》、批宋江’那会儿读了一遍《水浒全传》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上中学以后,大多忙于考试,少有机会接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和思想。而教材,怎么说这些教材呢?谁能把解放初至今各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各科教材完全收集来研究研究,他会是什么心情呢?”李广良反问道。

    在李广良乃至许多人的记忆中,在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里,很少有老师提及科学思维的方法,更没有鼓励学生去怀疑,相反,老师总是要学生相信,相信老师和父母,却从来没有让学生相信自己的理性。“今天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外语上,忽视了自身的根本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忽视了个性与创造性的培养。当年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视为‘敌人’,而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之所以如此,是教育者自己还陷在旧的政治思维的框架中不能自拔,依然没有教育自主性的观念,依然把教育视为现实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从自我做起,摆脱依附性,养成独立性,尊重创造性,发展科学性,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做人的根本。”这个做人的根本,成就了李广良为师为事为人为学问的纯粹态度。《大观周刊》戴诚/文 王迎新 周文璟/摄影2007年 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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