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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看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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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破解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个留学英国攻读硕士的学生两种看病经历的对比很有启发性。

    这位学生在留学的学校注册时,学校给他办了医保并指定了医院,这医院就相当于我国的社区医院。这位学生说,他在中国长大,大大小小进过不少医院,只要你说发烧了,医生立即就给你开抗生素,叫你打吊针。于是,这位学生在英国第一次看病,脱口而出地要求医生开抗生素,打吊针。谁知被医生拒绝了。他想不通,医生解释说:轻易使用抗生素,对身体不好。能不用,尽量不用。只有当你的病因被查明,证明非用抗生素不可,非打吊针不可,才能上那方面的药。其次,不管小病还是大病,动不动就上抗生素,就打吊针,对病人来说,是无谓地加重了医疗费负担;如果病人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待遇,则是无谓地加重了国家负担,而这浪费的其实还是纳税人的钱。第三,随便用大处方,浪费了国家医药资源,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留学生被说得心服口服,同意按医生的方案治疗。医生给他开了几片常用药,同时开了一个化验单,说:“如果吃了这些药病还治不好,根据化验结果再换药。”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还是让留学生耐心服用常用药。

    留学生的病就这样治好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不少医生动不动就开抗生素,动不动就打吊针?为什么许多小诊所几乎就变成了卖药室、输液室?根本原因是他们或者他们所在的医院和英国医生想的不一样:对于滥用抗生素对病人的危害他们不在乎或不太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或医院的经济收益;他们没想过多花国家投入医保的钱,也就意味着多花纳税人(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钱,而只想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能把国家投入医保的钱这块蛋糕多切一块算一块;至于浪费国家医药资源,随便开大处方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他们起码没认识到是一个问题,更不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他们置国家医药资源的浪费于不顾了。    

    一个留学生两种看病经历的对比告诉我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除了采取国家增加医疗方面的投资、普遍建立城市社区医院和农村乡镇医院、不断扩大医保覆盖面、实行药品限价和统购等等“硬性”措施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抓医院和医生的经营方向的教育和管理。端正经营方向,在能更有效地保障人民健康的同时,也能产生减少百姓看病支出的经济效益。

    ■曙 坪(滇池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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