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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纪录片 装帧奇彩“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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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不看纪录片或许影响不到我们的惬意生活,何况在这样一个十倍速多元化的世界,但我们注定会与一种思考擦肩而过。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一位导演对纪录片的解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云南纪录片,重新认识了我们身边的纪录片人。

    作为一种客观语言,纪录片永远以自己的视角和方法观察、描述、记录这个世界的喜怒哀乐。在云南,拍纪录片没有让这里的纪录片人致富,然而大多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不求名利,仍然常年坚持全情投入纪录片的摄制中。多年以来,云南人自己拍摄家乡的纪录片屡屡获得国际大奖。他们用客观的影像,宽厚的人文情怀,传奇的拍摄经历,把一个真实而绚丽的云南还原在世人面前。因为他们,云南的“家庭相册”里再也不缺承载历史岁月记忆和展示云南奇彩的“照片”。

     “山谷里的小麦一天天成熟了,山谷的坡地上,人们彼此相隔很远就打招呼,愉快的呼叫声不时回荡在山谷……”这段出自云南电视台编导冯晓华纪录片《幸福山谷》的直白解说词配合精美的画面让第九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组委会的评委对云南的奇丽记忆犹新。评委们把电视节人文类最佳短纪录片提名、最具人文关怀奖授予了该片。这是今年年底,云南纪录片人为云南相册加入的精彩“照片”,也为今年云南纪录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除了电视台以外,许多独立制作人制作的纪录片也纷纷获得各种国际大奖,在获奖的同时,云南纪录片正在通过更广的平台传递着一个真实的云南。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每周六23:20,只要锁定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栏目,《最后的马帮》、《落幕》、《关索戏》、《学生村》等和《幸福山谷》一样获得国际国内纪录片大奖的云南本土纪录片都会向全世界传送出一个奇特美丽的云南。

    世界上每两天就有一个影像展,4年前,云南首次开办纪录片展时,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在云南办纪录片展?”而云南纪录片发展的脉络,恰恰圆满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00年方苏雅摄制的云南全景影像(比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还要早5年),被世界纪录片协会认证为世界上最早的纪实活动影像(电影)开始,云南就和纪录片结缘。到上世纪80年代,正是欧洲人拍的《云之南》、《风之桥》,云南人拍的《老人与狗》、《山洞里的村庄》等纪录片让世人开始认识云南。上世纪90年代,由云南大学与德国合作成立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成为亚洲唯一的影视人类学专业机构,纪录片在云南成为了一门学术。随后,云南纪录片便开始屡屡获得各种国内外大奖。2007年,云南卫视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荣获KBS中、日、韩三国电视论坛最佳纪录片奖,并开始了“以销定产”的方式制作符合国际纪录片市场的纪录片,云南纪录片人开始着手建立完整的纪录片产业链。从懵懂到兴起、再到摆脱难以走出去的尴尬,云南纪录片真正做到了“让世界认识云南,让世界知道云南。”在采访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时,他表示,云南纪录片的类型应有尽有,催生出这样特殊氛围的原因正是因为它远离商业中心那些强有力的视觉语言,客观上促进了这个地区形成独立的思考模式。而在这个“边缘”地域,云南纪录片正在塑造出一个多样化的视觉空间。

    

    云南秀丽的山川、丰富的人文资源、活跃的创作群体、高产的优秀纪录片作品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云南这块“培育”纪录片的优质土壤。怎样从单一的观察纪录反映事或物,转变到不断探索使用新的表达方式,让云南的纪录片与世界潮流同步?云南纪录片人在行动。

    Discovery纪录人·声音

    郝跃骏:为民族特色奉献一生

    云南电视台资深编导

    提到云南纪录片,一定有一个名字让世人关注,他就是郝跃骏。2000年,他的《最后的马帮》获得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纪录片最佳摄影奖、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纪录片一等奖、第6届“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委特别奖”、最佳长纪录片等国内外奖项,这一切荣誉背后是郝跃俊对家乡文化精髓的热爱。

    郝跃骏认为,云南拥有丰富的题材资源,25个少数民族的人文文化,可以说云南是一个适合拍摄人文地理类、民族学纪录片的宝库。在这块土地上,纪录片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摄影机来记录正在消失的珍贵资料。在采访时,他没有提自己众多获奖的作品,和我们讲起云南的风物民俗时,他如数家珍,他说正是在特殊的多元文化汇聚的云南,才让他摄制出被大家关注的纪录片。

    

    根植在这片热土上的云南人,似乎天生就有成为一名纪录片人的潜质。云南人带着从父辈那里传承下的冲动和激情,带着从祖先那里遗留下的敏锐洞察力和嗅觉,或用胶片,或用磁带,在一旁静静地记录着。他说,云南这片土地就足以让一个纪录片人奉献一生。

    宋杰:坚守这片最好土壤

    云南艺术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教授

    多年从事影视研究的宋杰认为优秀的纪录片应该体现出反思和质疑的批判精神。而云南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人文资源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培育纪录片的良好土壤。

    近些年来,在云南各个高校出现了一批植根云南却走向世界的优秀纪录片。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21届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大学生颜俊杰的作品《碎片》就成为中国地区唯一入选影片,引起了较大反响。

    

    宋杰表示,作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云南的还是全国范围内的纪录片市场目前还不成熟。在日本,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形县却有亚洲规模最大的纪录片影展——山形纪录片影展,当地居民也以看纪录片为骄傲。宋杰表示:“虽然我们的片子也常入围这个影展,但最让人羡慕的还是这里的这些纪录片的忠实观众。从长远来说,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才会有更多人去‘消费’纪录片。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坚守住云南纪录片的最好土壤,在转身中找到它的春天。”

    谭乐水:等待民间资本掘出“第一桶金”

    

    云南电视台资深编导

    在纪录片行业摸索了多年之后,谭乐水始终认为云南的纪录片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人文、人材等各方面资源优势走在了全国纪录片界的最前沿,但要走向世界,云南的纪录片目前最需要的还是民间资本的进入。

    目前央视正在热播的大型纪录片《森林之歌》受到很多观众的关注。历时4年,耗资过千万拍出的这部11集大型纪录片所耗费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之大不言而喻。“我国民间资本与纪录片的全面碰撞尚未发生,彼此之间都在互相寻找。”

    此外,还令谭乐水感到振奋的是,国外一些主流媒体对反映中国发展现实的纪录片的需求也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急切地希望从客观的纪录片里解读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今年云南卫视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开始了“以销定产”的方式制作符合国际纪录片市场的云南纪录片,云南纪录片人开始着手建立完整的纪录片产业链。这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尤其对于处在国内前沿的云南纪录片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好的开始信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材储备;我们熟悉了纪录片这个通行世界的表达方式,如果再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相信在云南形成的纪录片制作群体出产的高质量纪录片也会打入世界主流媒体。”

    张志刚:民间队伍里的

    “二次创业者”纪录片独立制作人

    

    佳能公司提供给云南地区的惟一高清摄像机,磁带若干,自制的专业级话筒……这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纪录片制作人——张志刚的所有“武器”。沉迷于摄影艺术时,他用食指按快门;转型拍电视,他用拇指按摄录键。从食指到拇指的转变,是他“第二次创业”的标志。

    “我很早以前就特别喜欢摄影,一个人,背着相机,跋山涉水,最后用胶卷记录下一路上的美景和故事。渐渐地,我开始迷上了活动的影像。那年DV机刚上市,我就买了一台。”“方便、小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也不太容易引起拍摄对象的反感。”说起张志刚的“武器”,他总是显得很兴奋,也很幸福。“我主要拍摄一些风光题材的纪录片。和拍照片不同,照片带给人的是静止的冲动,而活动的电视画面,却能让人震撼。现在,我还拥有一台佳能高清摄像机,我是全中国第四位拥有这台高清摄像机的人。”

    谈到风光纪录片《绒赞卡瓦格博》获得第29届TVF东京录像节佳作奖、《伊利斯在泸沽湖》获JVC观影节2007影像作品大赛优秀奖时,张志刚说:“云南的纪录片从长远来看还处在一个萌芽状态,给众多纪录者预留着广阔空间。随着纪录片逐渐升温,特别是高校对纪录片的重视,使得云南近几年涌现出了大批拍摄纪录片的年轻人,而这是非常好的趋势,只是,一部好的纪录片是通过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累积所以纪录片的拍摄不仅仅是喜爱,还要有耐得住寂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冯晓华:在记录中感受幸福

    云南电视台《经典人文地理》编导

    

    冯晓华深爱电视这个行业,尤其是电视创作中比较内敛的创作方式——电视纪录片。她是云南首屈一指的女纪录人,并为云南拍摄出了唯一获得第七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人文及社会类最佳短纪录片大奖、中国“横店杯电视大赛”铜奖的纪录片《落幕》。她的《朝圣》获中国首届纪录片DV大赛学术奖并被英国剑桥大学收藏的纪录片;《不老的高原歌手》获中国妇女作品电视大赛二等奖;《幸福山谷》获2007年第九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人文类最佳短纪录片提名奖、最具人文关怀奖的纪录片等优秀纪录片奖,并被国外NHK电视台购买播出。

    “希望有一些人,可以和我一同欣赏纪录片,一同关注我们纪录的领域,一同探究我们生活的这个复杂而且美丽的世界。”带这样的情感,冯晓华以她特有的拍摄手法记录云南,并传递给全世界关注云南的朋友。

    “在电视记录的这个世界里,我很幸运,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人生细节。我将自己融进那些即将或者是正在被记录着的欢乐、痛苦和悲喜之中,那些开始陌生而后镌刻在记忆里的种种故事。人的一生长度有限,我经历的纪录片生活却让我感到生命宽度无限。虽然在经历这些体验的过程中我也同时经历了焦灼、痛苦、沮丧和悲哀,甚至有失掉生命的危险,可我还是感到幸福,因为有我去记录而幸福。”  

    闫琳:创新能力强的创作梯队

    纪录片独立制作人

    参与《墨攻》和《投名狀》的拍摄,让闫琳熬垮了身体,本打算休息一段时间的他回昆明后却又拼命地做片子。这个学戏剧出身的年轻人把影像创作当做自己最理想的表达方式。在回到云南后,除了做各类商业片他还继续创作纪录片。纪录片很可爱,闫琳说,因为它真实,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最可贵的。

    

    《我的心在山西》、《在昆明》、《童话》等都凝结了闫琳的心血,他认为,云南的纪录片从作品数量和传播影响力上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云南纪录片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创作题材和形式上云南纪录片有着百花齐放的格局,而创新一直是云南纪录片的特性。云南的吴文光、郝跃骏、谭乐水、刘晓津、周岳军、魏星等诸多先行者在纪录片创新上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而省外乃至国外地区的纪录片创作群体没有像云南这样的梯队。今天的云南,纪录片队伍虽然以电视台作为创作主体阵营,但另外来自大学、研究机构的纪录片人和独立制作人的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独特的视角、数量庞大的制作队伍带来了云南纪录片的繁荣。无论形式怎么变化,他认为不可改变的是,创新的血液必须永远留在云南纪录片之队中。

    本刊记者:许刚 欧阳小抒 武文婷/文 张志刚/摄影

    《大观周刊》2007年 第四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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