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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8亿农民共享30年改革开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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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我们全家人到香港去旅游,一是为了购物,二是为了了解市场。”家住云南斗南的李兰英家拥有30余亩种植鲜花的专用大棚,每天至少有两大车鲜花被拉到交易市场。去年就一直有经销商和她商量供花到香港的事宜,所以他们就借旅游的机会顺便去了解市场。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10多年前种地、种菜是李兰英一家的谋生手段,一年也存不了几个钱。后来,二儿子开始在菜地里零星种植一些花卉,与蔬菜一起挑到农贸市场去卖。没想到,一年下来卖花赚的钱比卖菜赚的多得多。李兰英家便开始“转型”成为花农,刚开始只敢种三五分地,花卖得好了,有了经验,就开始种几亩、十几亩。现在她家种的玫瑰、百合甚至畅销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

    李兰英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家里也是儿孙满堂,但她总是闲不住,每天都要到市场上去帮忙卖花,遇到外省来的客商,她还会热情地送上一束娇艳的玫瑰:“带回去送亲戚——我们云南的鲜花便宜又好看……”对于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她表示只有他们这种老一辈人才有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农村吃的是大锅饭,田地里种什么、怎么种,农民都没有自主权,每天起早贪黑还挣不到两毛钱,大家生产没有积极性,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连饭都吃不饱。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入也提高了。”李兰英还说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有很多人在农业生产之余搞一些副业,有的人开始进城打工。“我孙子前年才从大学毕业回来,说是不在城里打工,要回来开花卉公司。”

    现在李兰英的两个儿子各在村里盖了幢五层小洋房,还添置了各种电器,买了汽车,生活是越过越红火。

    “斗南花市涨一元,全国鲜花涨三块”。被誉为“亚洲花都”的斗南花卉市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日成交额三四百万元。在全国,每10枝鲜切花中有3枝出自呈贡斗南。

    1983年前后,斗南的一些农民开始在责任田里试种花卉。虽然谁是第一个种花人这个问题一直在当地争论不休,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早种花的一批农民,都得到了比种蔬菜甚至烤烟更好的收益。于是,越来越多的斗南农民种起了花,渐渐地,斗南的花种出了规模,种出了名气,形成了气候,成了国内外闻名的“花乡”。种花,最初只是渴望勤劳致富的斗南农民自发自愿的选择,但是却引发了云南一个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可以说,在云南花卉产业的发展中,斗南的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而斗南的农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来选择种植品种,完全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他们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斗南的花农无疑是改革开发伟大成就中的直接受益者,在政策的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使得斗南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变成今天香飘四海的“亚洲花都”。

    今天,斗南花市已带动云南10万余农户种植约20余万亩花卉。约450家花卉企业及1000多户“夫妻店”、“父子店”等形式的家庭式商户驻扎斗南。4000多位“炒花人”在市场和种植基地间奔忙。目前,斗南农民人均收入超过5400元,基本过上了住有楼房、行有汽车、户户种花、家家致富的小康生活。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这30年可以大致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8年的黄金十年,农村改革启动,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第二阶段:1988年—2002年的曲折十五年,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充满了曲折;第三阶段:2003年—2007年的历史跨越五年,走出曲折历程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新阶段。三个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关键词:黄金十年出现的关键词是“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曲折十五年诞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工潮”;历史跨越五年的关键词主要有“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农村改革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一个最大的问题——吃饭问题,这得益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民吃饱了饭,才能有后面接下来的系列改革。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民的生产,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正是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使得农村的改革得以不断深化。到了近5年,改革进入了历史跨越期,从2003年取消农业税,到2005年底提出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举措,旨在反哺农业,回报农民,扶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现在,农村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如果说30年前是“解放农民”,让农民流动,那么现在就是要“解放土地”,让土地流动,即让土地的经营权得到合理的转移。其二,让城乡生产要素对称地流动。此前改革那么多年,农村的农民进了城,但城里的资本却没下乡,现在,就要让资本下乡,招商引资进农村。其三,让农民公平地享有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第30年,农村改革的拐点就在眼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认为,对于农村改革,2007年、2008年是拐点,出路是16个字:国家支持,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对于这30年中国农村之路的经验,徐勇也做了总结:一、经济上给农民实惠;二、政治上给农民权利。过去多年的事实证明,只要遵循这两条,农村就发展,一旦违背这两条,农村发展就受限制。

    中国农村30年的改革路,虽然走得很艰辛,但应该相信一点,这条路是正确的。中国改革从农村拉开序幕,当农村改革有了一些成绩,便带动和支持起城市的改革;现在城市改革出了成果,又开始反哺农村,这个轨迹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通道,相依相存,让更多的农民兄弟从中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本刊记者   李 雯/文(影响力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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