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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教授会·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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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七十周年之际,透视其办学理念和“教授治校”的方法,会对这所享誉世界的名校的卓越成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梅贻琦热烈欢迎“旅行团”师生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新校舍

  若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和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教育成绩,西南联大校友会异口同声地说:大师、自由、民主、爱国……

  要明白西南联大的“大师、自由、民主、爱国”,就必须弄清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而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的核心是教授组织,说穿了,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是由于“教授治校”而得以实现的。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体制的建立,可以溯源于清华的“三会”。梅贻琦执掌清华后,极力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创立了“三会”——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和评议会在梅贻琦任校长前的清华学校时期就已存在,梅贻琦的功绩是极力支持并巩固了教授治校的行政体制。西南联大成立时,教育部根据三校合并的特殊情况,规定设立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轮流主持校务。但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两位常委身兼他职,长期住在重庆,实际上主持校务的只有梅贻琦一位常委。西南联大在常委会之下,设“两会三处五学院”,其中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1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审议预算及决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大学各种规程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委及秘书主任为当然会员,主要职责是审议教学和研究事项及改进方案;学生导育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授予等。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原为建设处)为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为教学机构。陈岱荪认为:“教授会……在联大,应该说,它所起的最高权力机构作用较近于清华的传统。联大没有评议会,却有一个名为校务委员会,而实则其组织方式和其所起的立法机构作用都和清华的评议会相同。联大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则是由三校校长联合组成的,实等于清华校务委员会作用的大学常务委员会。”当然,西南联大组织机构的职责只是“相当于”清华的组织机构,不能说西南联大沿袭了清华的体制,更不能确定梅贻琦把清华体制引进了西南联大,但西南联大的体制肯定与梅贻琦的大学理念有关是无疑的。梅贻琦大学体制观念的核心是教授治校,西南联大体制就是教授治校的体现。且不说“三处”的处长均为教授,更不说教授会全是教授,就是实际履行着“立法机构”作用的校务委员会,其成员都全部是教授。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重大决策,全都出自教授,西南联大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姚丹认为:“教授治校体制的确立,使联大内部争取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坚持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精神传统,能够经由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得以实行。”

  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能够顺利实现,与梅贻琦的民主思想大有关联。梅贻琦生于天津,后考取“庚子赔款”清华留美生出国学习,五四运动时,他在清华学校任教,之后又两次赴美,先后共在美国8年。这些经历,使他濡染了民主的气息,养成了民主的习惯。他把民主的精神运用于办学,形成了“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等思想,成为教授治校体制推行的基础。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检视以往,这段话反映了他一贯的办学思想。他还把坚持“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视为昔日北大之所以兴旺和将来清华更加发达的根本经验。而在“昔日之北大”和“将来之清华”之间的,是西南联大,意即“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极力推行之原则。有的校友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中,既有以新文学创作成名的大家,也有坚决捍卫古代文化的老学究;既有思想逆动的人,也有进步的民主人士;既有崇奉国学的鸿儒,也有崇拜西学的名师。同一专题,有不同的人研究,同一门课有不同的人开,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甚至观点相对,各抒己见,但从不敌视,甚至私交颇厚。老师在外办各种报刊,宣扬思想主张,在内则通过教学、演讲等传道解惑。学生组成各种社团,开展活动,其中有进步的“群社”,有反动的“南针社”;有戏剧、文学、美术、歌咏、体育等学科组织,也有“神曲”、“微波”、“除夕”等自由组合的团体,这些社团都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社团所办的壁报往往有各自的观点和态度,有时不同思想交锋,丰富精彩。张挂壁报的墙从而获得了“民主墙”的美誉。学校的机构和社团还组织各种学术讲座,请校内外人士演讲,演讲的内容较为广泛,大大活跃了校园的学术气氛。这些都是民主、自由、独立精神的显现。

  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显得很优越,还与梅贻琦的民主作风分不开。梅贻琦相当于西南联大的“校长”,但他遇事从来不自己独断,而是经过教授会或校务会集体决策。在教授会和校务会议上,他也很少长篇大论,总是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取多数人的观点归纳决议,片言定音。学生找他办事,他常常不主观独断,自行其是,而要征询主管人员的意见才予解决。他平常说话乃至作报告也往往不用主观、肯定、果决、武断的词语,而表现出谦逊、启发的态度和口吻。学生作了一首打油诗描摹梅贻琦:“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当然带有调侃意味。其实梅贻琦很有主张,只不过他尊重别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罢了。郑天挺说:“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颜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在大家面前,他从不以己逆人,而是以“吾从众”为讨论准则,甚至“吾从众”都成了他的口头禅。朱自清曾写道:“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就可以知道。”“吾从众”就是民主,是典型的民主观念,自己有主见,又不自行其是,而是听取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这是对民主作风的最生动的体现。除了民主意识的深厚和对民主躬身践行的态度外,梅贻琦能够这样做,还在于他对教授的看重。他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教授更为重要:“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京戏里的“王帽”:“京戏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衣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联系联大成立10年前,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可见他对教授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办学方略。

  西南联大,有众多的大师,有教授治校的体制,有梅贻琦的民主观念和作风,所以,形成了独特的爱国、民主、自由、崇拜学识、追求真理的风尚,这是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真正原因。在纪念西南联大70华诞的时候,尤其应该学习这一点。

  ■ 李光荣(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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